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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听到有朋友在聊天时自豪得不得了,告诉外地朋友:“我们重庆,在抗战时,是中国唯一的陪都。”

我不得不遗憾地说,这个真的自豪错了。抗战时期,重庆确实是中国的陪都,而且还在战后被宣布为永久陪都。但是,重庆却并不是唯一的陪都,甚至一开始,陪都并没有考虑重庆。

重庆作为陪都,实在是来之不易。

重庆老照片

最开始,陪都定的西安

1937年11月20日,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。11月26日,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渝,宣布国府于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。

但是,直到三年后,1940年9月6日,国府才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。抗战胜利后,1946年2月5日,蒋介石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,称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华民国陪都。两年后,1948年1月,国民政府又宣布北平为永久陪都,从而形成了以南京为首都,北平、重庆为陪都的三都局面。不过,北平这个陪都,刚刚当一年,就落入解放军手里,昙花一现,没有多大意义。

事实上,最早的陪都不是重庆,更不是北平,而是西安。早在1932年3月5日,国民政府就明令宣布定西安为陪都。

西安老照片

这是怎么回事呢?故事要从“一二八事变”讲起。

1932年1月28日,中日两军在上海发生激战,史称“一二八事变”。刚刚下野不久的蒋介石,即于次日复出,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(注意,不是委员长。3月18日老蒋才担任委员长),1月30日,国府匆匆宣布迁往洛阳办公。

一二八事变,日本鬼子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视线,掩护3月1日伪满洲国的成立(日本人在内部把这场战争称为“假战争”)。那时,日本人并没有和中国开始全面大战的准备,在日本内部,北进苏联和西进中国内地两套方案还在争论之中。而中方并不了解日军的企图,以为这下要大打特打了。蒋介石到处调兵遣将,同时安排国府跑路,避免被日本人一锅端。

“一二八事变”阵亡将士悼念会

岔一个小故事:一二八事变刚刚打响,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(博古、张闻天挂帅)“左倾病”发作,居然号召“革命民众”起来,“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”,号召正在和日本鬼子作战的士兵“杀掉你们的军官”……张闻天还发表文章称19路军将领是反动的、反革命的“抗日军阀”(瞧这个名字,真亏他们怎么想出来的)。这期间,2月4日——3月7日,江西中央红军还奉命发动赣州战役,牵制了原定增援上海的中央军陈诚部。这些左倾行动,导致了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强烈反弹,加紧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——这个政策是1931年7月蒋介石提出的,但是在918事变后,9月21日,蒋本已表示“将讨粤和剿共计划,悉行停缓”(要是这个时候中共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,该多好呀)——结果被上海的博古一帮冒失鬼,搞出这档子事儿一搅合,惹得老蒋又高喊“攘外必先安内”,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加大了力度,这也导致了红军的长征。红军长征经过四川,中央势力也随之进入,四川军阀被整编,原来混乱的四川政局得以澄清,这又为重庆成为陪都奠定了基础。世事难料,一饮一啄,都是因果呀。

《朝日新闻》报道国民党迁都

回到正题:话说国府迁到洛阳后,于3月初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,通过了《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决议案》:“一、以长安为陪都,定名为西京。二、以洛阳为行都。三、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,应组织筹备委员会,交政治会议决定。”

什么是行都?就是当中央政府遇到麻烦,需要临时换个地方工作,这个地方就是行都(类似行宫的意思)。洛阳这个行都,是临时性的。5月5日,在国联、英美(尤其是美国,这期间,美国人多次对日喊话,坚决反对日本侵华)调解下,加上日本人本来就没有打算扩大战争,双方签订停战协定,日军撤军,全面恢复一二八前原状。12月,国府搬回南京,洛阳这个行都今后再未提及。

西安就不一样了,那是正儿八经预备当陪都的,连名字都改为西京了。而这个时候的四川,占领重庆的刘湘,正憋足劲甩开膀子痛扁他的幺爸刘文辉,全川乱成一锅粥。

从西安到重庆

据长期在蒋介石侍从室当幕僚的唐纵回忆,当年定都南京的时候,孙中山就发现了南京的局限性:要是打起了外战,这个地方很不安全,容易被敌人逼着签城下之盟。所以,孙中山考虑搞两个首都,一个“海都”,定在南京,一个“陆都”,定在陕西或者甘肃。平时在“海都”办公,打起仗来,尤其是敌人从沿海登陆,政府就可以搬到遥远的西北,继续领导抗战。

1932年4月,国府在洛阳召集全国社会各界人士,开了个“国难会议”。会上,行政院长汪精卫专门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把陪都定在西安。

抄一下汪精卫讲话的原文。汪说:“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早已见到中国若与外国冲突,如中日战争或日美战争时,日本必先攻击我沿海各省,采取抵抗办法,是必须立脚在西北,才能巩固作战之根本,扫荡沿海之敌人。不料日人对华侵略之暴行,即见于今日,我们只有尊奉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遗教,根据着西北,作长期之抵抗”,“用西北作最后之长期抵抗根据,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危急的当前困难”。

汪精卫

随后,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,改长安为西京,划定西京辖区、准备建设经费,同时确定西京为直辖市等相关事项,并成立以国民党元老张继为主任的筹委会。

由此可见,从孙中山开始,国民党就一直把西北作为最后的抗日根据地。

西安这个陪都,一陪就是11年。直到1943年,重庆陪都都已经成立3年了,国府才把长安市改为西安市(省辖市),1945年3月,国府训令裁撤西京筹备委员会。

那么,后来为什么把陪都改为重庆呢?

这里面也有历史渊源。蒋委员长早在21年,就给孙中山建议要“粤蜀并重”。其实孙中山对四川,一直也是非常看重的。1918年,国民党人熊克武拿下成都后,孙中山当即任命熊为四川督军,再任命自己的秘书重庆人杨沧白为省长。杨沧白一上任,马上给孙总理开了个名单要人。杨省长也敢开口,名单里面有两员厉害人物,一个是拟任财政厅长的廖仲恺,另一个更不得了,居然姓蒋名中正,拟任四川警察厅长。问题是,孙中山居然也答应了。但是廖仲恺走到半路,收到熊克武部将领的联名反对,只好打道回府——后来,熊克武写回忆文章的时候大喊冤枉,说是杨沧白手下的现任财政厅长刘公潜不想交权,捏造说熊部反对。

廖仲恺画像

廖仲恺没能上任。那么四川警察厅长蒋中正怎么也没有能来呢?这回真是熊克武的人反对了。参加广州起义的老革命但懋辛跑到熊克武耳边打小报告,说蒋中正这个人呀,吃喝嫖赌样样来,品德有问题,建议换成但懋辛的老朋友张群。于是熊打电报给孙中山,反对蒋上任,这下和高高兴兴准备来四川当厅级干部的老蒋结下了叶子(1925年,老蒋在广州给熊克武摆了个鸿门宴,差点把熊杀了)。张群上任后,对自己的老朋友蒋中正心怀愧疚,总觉得是自己撬了蒋的饭碗,就找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大竹人、老同盟会员王子骞借了2000大洋寄给蒋委员长以示歉意——可见,早期的国民党领导,那是真穷呀。

差点当上四川警察厅长的蒋中正,对四川一直念念不忘。1935年,尾随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的中央军站稳脚跟后,3月,老蒋在四川呆了大半个月,在重庆、成都数次发表演讲时,蒋都高调称四川是“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”,甚至说,“其实不必说川、滇、黔三省的存在,就是只剩了我们四川一省,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”。

蒋介石演讲

随着四川军阀内战的结束,随着国民党在四川整顿川政、整理川军的顺利进行,四川的地位渐渐凸显出来。

而同时,西安这边却开始失分。一是红军纷纷汇聚陕北。陪都旁边,要是有这么大一支红色武装,蒋委员长心里怎么也踏实不起来;二是东北军、西北军都没有牢牢掌握在蒋手里,不稳定因素太多。果不其然,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发生,彻底断了把西安真正当陪都的可能性。

四川越来越安定,陕西越来越不安定,天平就这样压到了四川这边。

但是,西京这个陪都毕竟是经过正式会议确定了,不可能随意否决。所以,1937年七七事变后,直到国府迁渝前,国民党中央都没有提到迁都半个字,后来也只是说“国府迁渝”,不是迁都。大约老蒋打的主意,是把重庆当做类似洛阳的行都,在重庆抵抗一段时间,和一二八事变一样,边打边等国际干预。所以,虽然国府早就迁到重庆,老蒋的军事委员会却迟到38年底才搬到重庆。

1938年蒋介石视察新兵

1940年3月30日,在日本的安排下,汪精卫和之前投靠日本的梁鸿志(伪南京维新政府)、王克敏(伪北平临时政府)合并,成立伪南京政府,自称正统,发布所谓《还都宣言》,以南京为“首都”,并宣布重庆政府为“伪政府”。同时,日军发动针对重庆的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,5月12日占领宜昌,并从5月中旬到9月上旬,日本空军对重庆持续大轰炸。宜昌失守和重庆大轰炸,给重庆政府带来巨大压力。

重庆大轰炸

在这样的背景下,抗战进入空前艰巨时期,之前预计的国际干涉迟迟未到。

这个时候,国家不可能没有首都,政府也不可能长期呆在一个名份不清不楚的地方,终于,1940年9月,国府明令重庆为陪都,在法律上明确了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领导中心的地位。

在《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》中,提到“参酌西京体制”,这就暗示过去定的陪都西京,事实上已被重庆取代。

刘湘坚邀国府来渝

国府迁渝,刘湘功不可没。

1926年,刘湘占领重庆后,在重庆这块宝地一呆就是十年,连担任四川省长也不愿意去成都,而是把省府定在重庆。这十年,重庆未沾战火,成为四川境内唯一一个和平发展了十年之久的大城市。

四川军阀刘湘

在四川军阀中,刘湘一直和蒋介石关系非常好,他的军火,很多都是蒋介石支援的。刘湘本人,也一直努力带领四川融入全国这个大盘子。

1933年底,刚刚统一四川的刘湘,第一次去南京面见蒋委员长,当面邀请中央军进川。1935年1月,贺国光参谋团入川。在刘湘的配合下,贺国光干得非常顺利,川军整编逐步开展。1936年底,西安事变期间,刘湘的屁股一直坐在老蒋这边。事变发生两天后,刘湘通电表态拥护中央,期间不停发通电,中心思想都是要求恢复蒋自由、和平解决事变。

1937年3月初,驻重庆的中央军演习。不知道怎么,被传成刘湘要造反,蒋介石准备武力解决刘湘,一时间谣言四起。贺国光当即辟谣,下令拆除中央军在城外的工事,刘湘也派代表和贺国光一起,去南京当面辟谣。月底,刘湘电邀何应钦等大员入川。4月,刘湘公开表态,愿将军政军令交还中央,并支持川军国军化。

七七事变前一个月,刘湘先后派刘航琛、卢作孚去庐山面见蒋介石,商量如何整编川军,七七事变前一天,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举行,主持人军政部长何应钦。

8月13日,八一三事变当天,刘湘正好在南京开会,听闻上海中日开战,刘湘当即请宋子文转告蒋介石,首次建议迁都四川,蒋介石马上赶往刘湘驻地(中山门外陵园张学良住所),和刘湘密谈。14日,刘湘回到成都,一下飞机,便正式向南京发电,请中央搬到四川。

出川抗日的川军团士兵

这个时候,刘湘已经打定主意,亲率川军出川抗日,以表示自己把四川彻底交给中央的决心。据刘湘幕僚刘航琛、章君伊回忆,刘湘曾解释为什么亲自带兵出征,此举是要让“中央对我(刘湘)深信不疑”,否则,“中央将以为我有盘踞地盘的心理,未必能够放心西迁”——从刘湘打败他幺爸刘文辉统一四川以后,刘湘的整个表现,完全不像他那些目光短浅的四川军阀同行们,而是真正做到把四川放到全国一盘棋这个大局上思考。难怪只有刘湘做到了统一全川,和那些土包子军阀比,刘湘的眼界、度量完全不一样呀。

在刘湘数次建议国府迁渝后,蒋开始就迁渝一事在内部小范围打招呼。1937年11月9日,率军出川抗日的刘湘,再次到南京,催促国府快点搬,再不搬就危险了。11日,蒋和林森会面,决定了迁都重庆。11月19日,蒋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发布题为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”的讲话,公开了西迁重庆决定,11月20日,国府主席林森发布移驻重庆宣言,刘湘当即发电,称“谨率七千万人,翘首欢迎”。

1937年11月,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达重庆

可惜刘湘出师未捷,未能亲眼看到重庆成为陪都那一天,更未能亲眼目睹抗战胜利后重庆的举城狂欢。

就在林森宣布移驻重庆的3天后,11月23日,刘湘胃病复发,大口吐血。28日送汉口万国医院救治,12月30日,蒋介石下令,由还在医院的刘湘专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。但是,刘湘再也没能奔赴前线,20天后,1月20日,刘湘将军在汉口去世,年仅50岁。

重庆国民政府

刘湘死前的遗嘱,没有一条谈及私事,全是勉励川军抗日的话。这段话,抗战前线的川军士兵,每天升旗前都要齐诵一遍:抗战到底,始终不渝,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,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!

刘湘死后,备极哀荣。被追增陆军一级上将,予以国葬。1939年9月19日,在成都举行极为隆重的国葬仪式。1942年,刘湘陵墓建成,名为“甫澄纪念公园”(刘湘字甫澄)。刘湘墓被安放在武侯祠旁,1949年后被辟为成都南郊公园。1966年8月23日,成都红卫兵挖坟焚尸,砸毁棺椁,刘湘墓被彻底毁掉。1985年重新修建塔碑,但尸骨早已不存。

原标题:你知道吗,陪都差点不是重庆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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